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（六）

【历史回放】新中国廉洁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——

“党要管党”重要论断的提出

党要管党，是刘少奇、邓小平于1962年底在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要论断。这一论断深刻总结我们党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，立足党内存在的实际问题，强调要始终注意加强党的建设，注意管好党员，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，通过加强干部管理部门、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等举措，认真抓好党员干部的考察、选任、教育、监督等经常性工作，防止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蜕化变质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。党要管党要求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关键，后来成为我们党自身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和经验。

时间回溯到1962年年初，在著名的“七千人大会”上，安徽代表团不少代表的心里都窝着一股火——时任安徽省主要领导作风霸道，大搞“一言堂”，甚至把反对他的错误的几位省级领导干部定为反党集团。政治上的混乱，带来了经济上的凋敝，人民生活十分困难。对此，中央监察委员会曾派人去检查，却被顶了回来，甚至连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去视察也被封锁，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。如果说安徽例子反映的是个别高级干部的问题，下面这组数字则来自基层：1959年至1960年，广东湛江专区和潮阳、台山等22个县市正式处理的665件案件中，因干部违法乱纪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人命案150件、殴打重伤96件、奸淫妇女156件……在始终重视廉洁政治建设的新中国，这些事例和数字虽不带有普遍性，但足以令全党深思。

“七千人大会”会议间隙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云等在一起交谈

一方面，新中国成立后，“三反”运动、“新三反”运动、新的反贪污运动、全党整风运动，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一场接一场，为什么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依然存在？另一方面，作为监督的专责机关，党和政府的监察机关一直在探索和变革。1955年，党的监察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，力量一度增强，但在后来的工作中，特别是1958年庐山会议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之后，党内监督怎样有效开展？1954年，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，1959年，监察部被撤销，行政监察工作又该如何进行？种种背景交织作用下，问题陆续显现。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党中央作出判断：“近几年来，对干部管得不严，漏洞不少”，“已经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”。刘少奇同志说得更为直接：“现在党的工作、干部工作根本没有人管。”

“党不管党”的后果，不仅是党员干部违法乱纪问题频发，更严重的是对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阳奉阴违。“中央的什么口号来了，他们应付一下，平平淡淡，也不反党，可是几个书记勾结起来，贪污、腐化、堕落”，刘少奇忧心忡忡地说，“我们的个别地区、个别部门的组织已经变质了。”安徽省主要领导欺上压下，正是“变质”的一个极端表现。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“党要管党”的重要论断在1962年被郑重提出。道理不难理解，可究竟该怎么管?在当时的惯性思维作用下，不少人首先就想到搞运动。对此，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，在接见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代表时明确指出，“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”，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，要“经常抓”才容易解决。

如何才能做到“经常抓”?首先要搞清“谁来抓”、“怎么抓”。对于“谁来抓”的问题，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：监察机关、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等，都要“切实地加强起来”。至于“怎么抓”，会议在提出对违法乱纪典型案件“严加惩处、通报全党”，“对党员普遍地进行一次重新登记”等具体措施的基础上，特别强调了制度问题。“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……这样做极有好处。”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不难体会——对于当时已经拥有17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，管党治党不能光靠运动，更要靠制度常管常严、管出长效。

落实党中央要求，全党上下迅速行动。组织部门、宣传部门开始加强，党的监察机关更是先行一步，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均得到扩大。此外，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派出常驻监察组，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。在加强机构建设的同时，制度建设也紧锣密鼓展开。例如，按照党中央《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》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，向上级党委、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，直接反映情况。这样的规定，有助于对党员干部开展监督，实现党要管党要求。

1965年12月27日，一篇题为《干劲要大 步子要稳——安徽省是怎样运用毛泽东思想领导生产的》的报道，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。安徽省新一任主要领导加强党员管理教育，使省内风气一振，短短几年就从反面教材变成先进典型。1962年，安徽省新任主要领导上任后，注重加强党员管理教育，使省内风气一振，短短几年就从反面教材变成先进典型。图为1965年12月27日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安徽经验报道。

党要管党，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，契合了党的建设工作实际，不仅在当时焕新了党的面貌，同时也谱写了我们党反腐制度化的“前奏”，为改革开放后直至今天管党治党制度建设打下了理论和实践之基。（赵振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