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年党史中的廉洁故事（四）

一份来自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报告

“今天，可说已到紧急关头，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，大张旗鼓、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。准备抛弃少数蜕化分子，挽救多数犯错误分子，并在党内、外进行普遍教育，为今后加强经济工作打下思想基础。如果再迟了，就必然会毁坏更大数量的干部，就要犯严重的错误……”

1951年12月13日凌晨，一份饱含忧思的报告摆在了通宵工作的毛泽东的案头。在这份报告里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用“极其严重”“惊人”等词汇描述他所掌握的西北地区贪污现象，并汇报了准备与之展开斗争的考虑。报告中提及的“中央指示”，就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《关于实行精兵简政、增产节约、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》。以此为标志，轰轰烈烈的“三反”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。

彼时刚刚新生的共和国，抗美援朝、土地革命、镇压反革命“三套锣鼓一起敲”。各地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部署，在抓生产的同时，也没有放松对贪污腐化问题的查处。东北和华北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、浪费现象，特别是像刘青山、张子善这样的老革命、高级干部也发生了贪污腐化问题。这让党中央、毛泽东颇为震动，深感“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，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，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”。

收到关于“三反”运动的指示后，习仲勋随即于12月8日召开座谈会，用一整天时间听取西北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检查署、法院、财委、人事部负责干部的汇报。听着听着，习仲勋不由得眉头紧锁：检查署、法院、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，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(旧币)，而这只是已经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;财经、公安、司法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;税务、贸易、银行也不能幸免，就连陕西省保育院发面粉都每袋偷出几斤……仅西北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半来，就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1400余人，例如陕西27个县公安局长中有7个贪污，泾阳县有7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，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。

严峻的事实说明，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，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。习仲勋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说：“这是由于在胜利的和平环境下，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传统恶习，猛烈地侵袭我们。在实行大量招收和包下来的两项办法中，有不少贪污腐化分子混入党、政、军机关，尚未被清洗或改造。老干部数量少，经验不足。其中有一部分经不住新的考验，发生了变化，自己放下了马克思、列宁主义的武器，被拿着糖弹的敌人所征服。”天津市举办的“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”展览会，激起了人民群众对不法资本家和贪污分子的憎恨，他们都说这个展览是一个大课堂。

这次座谈会的成果让习仲勋深受触动，他随即将这些情况辅之以分析、建议，形成书面报告呈送党中央。对这份高质量报告，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：“我认为你的分析、布置和其他意见，都是正确的。你于12月8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。只开一天会，已使你了解情况，抓住了问题的本质。以后动员群众，开展斗争，即将迎刃而解。”他要求将习仲勋的报告转发到各分局、省区市党委和各级军区，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。上下同欲者胜。正是因为以毛泽东、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腐败保持高度清醒，“三反”运动才得以大张旗鼓、雷厉风行地进行。截至1952年10月25日“三反”运动结束，全国县以上领导机关共有383万人(未包括军队数字)参加，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(旧币)以上的共10万余人。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顺生认为，“三反”运动是共和国严惩腐败的第一刀：“这一刀砍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形象，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决心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，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凡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。”(沈叶)